有记载指，“走西口”，是与闯关东、下南洋一样，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次人口大迁徙之一。
事实上，何止三次。自明朝中期到民国，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，“走西口”、“闯关东”、“蹚古道”、“拓北庭”、“填四川”“下南洋”、“赴金山”，曾形成七股较大的移民浪潮，并且大都是以谋生为特点的非官方行为。
这当中，又尤以“走西口”和“闯关东”影响深远。
“哥哥你走西口，
***妹我实在难留。
手拉着那哥哥的手，
送哥送到大门口”
··· ···
“妹在家里头，
我心跟着哥哥走。
我这辈子的泪蛋蛋，
只为哥哥流。
··· ···
走西口，
那里是个头？
走西口，
不知命里有没有，
走西口，
含着眼泪放歌喉···”
一首首有关《走西口》的歌声，支支婉转凄情，苍凉悲壮，催人泪下，令人心碎。
而这类歌不但走西口的主体山西人会唱，山西邻近的陕西，甚至更远一点儿的宁夏、青海、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。
因为几百年来，当地的青壮年男人几乎都参与“走西口”。为了抒发离乡愁、思乡苦，表达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，走西口的男人妻小和这些男人的亲人，都学会了唱这类表达离别情意的民歌。
那么“西口”具体在哪里？
狭义的“西口”，说的都是走西口的交汇点。专指长城北的口外，包括山西杀虎口；陕西府谷口；河北的独石口等地。
山西民间所说的“走西口”中的西口，则是直位于山西朔州右玉县杀虎口。
走出这个杀虎口，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地的归化与绥远（简称归绥）、库伦和多伦、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。
而且，杀虎口还是中国内地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。
据介绍，“杀虎口”在清代康熙朝以前原称“杀胡口”。因为清朝的皇帝是来自塞外的满族人，也属于汉人常说的胡人之列，可能是康熙皇帝觉得“杀胡”刺耳，于是就下令把“杀胡口”改成了“杀虎口”。
在“杀胡口”改名之前，因其位于西北商道的交通枢纽，清朝廷在顺治七年便在此设了税关，派驻官员，经收课税。可见，走西口还是交花银子的。
事实上，西口是晋商、陕商出关与蒙古族商贸的地方，所以后来所说的西口，泛指在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从事农业、商品交易的地方，包括陕西北部的神木口，河北北部的张家口以及呼和浩特等地。
“走西口”造成的人间悲欢离合的辛酸故事举不胜举，“走西口”三个字，也似乎成了那个时代辛酸悲壮的代名词。
实际上，因饥寒逼迫造成的农民大规模迁徙，而且持续数百年之久，存在的绝不会仅仅是辛酸悲壮，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进步意义也不可忽视。
从文化角度看，中华民族早期是一个农耕民族。农耕民族最初的特点之一，就是很多人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，愿意过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平静安逸生活。要举家背井离乡或做一个离家的游子，流落居住地之外的世界去闯荡，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。
从历史上看，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、陕西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，是中国内地最早得到农业开发的地区，农耕文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，世世代代的百姓在此安居乐业。
直至明清时代，因地狭人稠，加上天灾频临，战乱不止，百姓安宁的生活局面才被打乱。不得以流离失所，流移他乡。
特别是山西北部地区，土地贫瘠，自然灾害频繁。生存环境的恶劣，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。“河曲保德州，十年九不收，男人走口外，女人挖野菜”的山西民谣，可以佐证“走西口”的，多是自然灾害造成的饥民。
清光绪三年至五年，山西等省大旱三年，出现了被称为“丁戊奇荒”的近代最严重旱灾。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，以忻州、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。
从地理环境分析，晋、陕北部实为中国传统上重要的农牧分界线，口外蒙古族聚居地地广人稀，当地人出于发展求富需要，主动招募内地人前来垦种，而清朝政府则出于移民实边等诸多方面的考虑，也逐渐放宽政策，鼓励放垦蒙地、发展农业。
于是，晋、陕民众遂“呼朋引类”，蜂拥前往归化城土默特、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。导致清初至民国时期的“走西口”成了悲壮的“时尚”。
（剧照）
“走西口”产生的历史进步作用和影响归纳起来，起码有这样几点：
------“走西口”的潮流，大大改变了内外蒙古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。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，将内地的语言、文字、交往方式、生活习俗等丰富的文化带到了蒙古地区，使当地形成了富有浓郁外来特色的移民文化，促进了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和民族融合；
-------“走西口”而北上口外的大批人潮来到蒙古地区创业发展，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，快速促进了当地农业进步，使蒙古地区逐渐由传统单一的游牧经济演变为牧耕并举的多元经济；
-------“走西口”的人也带动了山西、内蒙两地的商贸业繁荣。从秦晋来口外的精明人，大多由当伙计、出苦力起步，通过搞贩运、开当铺、经营药店、银号等五花八门的经营活动，攒下钱财而变为生意人。
清代“杀虎口”最大的商会通事行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。在宁夏，著名的大商号也多是由万荣、平遥、榆次、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的。宁夏的名贵药材多半掌握在山西人开的“庆泰亨”手中。“先有复盛公，后有包头城”，“复盛公”是山西乔姓商人的商号名，他们对于包头城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，这都凸显了昔日晋商与边塞城镇繁荣的密切关系；
-------从口外回到故乡的人，不仅带回了多种多样的皮毛制品，还把蒙古族地区的马牛羊牧养技术带到了内地，既改善提高了内地百姓生活水平，也促进了当地养殖业发展。
-------人口的流动，更带动了文化的悄然传播。而文化的传播，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，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。“走西口”这一移民浪潮，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，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，对国家繁荣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------“走西口”开辟了一条国际茶叶商路。在口外发展为商贾们，时常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。他们顶风冒雪，闯越难关险阻，通过蒙疆开辟了一条北越长城，贯穿戈壁沙漠，经恰克图，深入俄罗斯，到达欧洲的国际茶叶商路。当时运输茶叶主要以驼队为主，归化城曾经号称是“万驼之城”。后来的京包铁路及西伯利亚大铁路，几乎就是顺着最初“走西口”的商道修筑的。
“走西口”所以与“闯关东”、“下南洋”一道被列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次移民潮之一，足以说明了它的影响力。通过“走西口”，仅涌入内蒙鄂尔多斯地区的内地人口多达数十万，致使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形成蒙汉杂居的生活格局，生活习俗也逐渐同化，具有草原文化悠久历史传统的鄂尔多斯呈现了与内地一体化趋势。
也可与说。“走西口”是一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为了生存而顽强拼搏的壮丽篇章，它是悲壮曲，更是赞美诗，必将永载史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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